“有知识、没文化”现象之忧

“有知识、没文化”现象之忧
傅国涌


在今年举行的一次长三角地区高校中文教学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理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从迈进大学的门槛起，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忙乎“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等与毕业证书相关的科目了，特别是对外语的热情早已远远超过了母语。结果是他们可以在专业成绩上拿满分，外语考试应付自如，却连最起码的自我表达都有问题，电脑高手面对人文软件竟束手无策。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汪涌豪称这些学生“词汇量贫乏”：“表达程度的副词，学生们只会用‘非常’；需要表达悲伤或沮丧时，就剩下一个‘郁闷’”。

在专业化教育理念无限扩张的大前提下，教学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厚，还有多少年轻学子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过去那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包括负有盛名的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非凡的造诣，而且对人文科学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真正是文理贯通、学究天人。这种良好的传统为什么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竺可桢先生做过十三年的浙江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真知灼见，通才教育就是他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1936年，他一走马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而且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在他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他本身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他在气候研究、物候学研究中常常将古诗词伸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常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提供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他说，大学生如果只是侧重于应用科学，而对纯粹科学、人文科学置之不理，“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他谆谆劝告大学生，你们到大学来，千万不要存心以为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作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与竺可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到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燕京的司徒雷登等，无数他们本身的专业出身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办学的方向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的短视，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得很远，他们把大学看作社会的灯塔、文明的堡垒，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领袖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组织一批人文学者选编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大学人文教程》，旨在为现在的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一种读物，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也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大学人文”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但要真正改变理工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语素养、人文常识的现状，不是一套书或几套书能解决的。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一些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说，复旦大学将成立文理学院，2005年的新生按专业录取后将进入文理学院，接受没有专业局限的文科、理科大平台的教育，学习一年后再进入专业院系。目的就是要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给学生更多自主的机会，为养成通才做准备。这个消息表明至少有些高校已开始注意到了过分倾向专业教育的弊端。当然，仅仅靠这一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如果不能对一刀切的英语考级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需要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的人文氛围。无论如何，通才教育不可缓行，作为第一步，复旦大学的做法值得推广。

[转贴]温州民企的困境说明什么？

[转贴]温州民企的困境说明什么？
文章提交者：灯芯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温州，这块中国民间市场经济的知名城市正在遭遇“困境”。这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外部对于温州游资的恐惧，温州资本被视为市场秩序的对立一方，被迫从楼市、矿山等领域退出；其次来自温州内部，行政方面以远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走“重化”工业之路。

　　一块坚韧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热土，如今却可能被迫重走苏南模式的发展老路，这不仅是温州经济的悲哀，更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悲哀。

　　诚然，温州经济发展至今，已经暴露出小、散、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几个月前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于温州经济的指责无疑代表了一批人的观点，是值得关注的风向标。那份报告指出，民间金融“在推进产业升级和市场经济现代化方面贡献力已显不足”。相对于苏州支柱产业中40%的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而言，温州支柱产业还停留在鞋革、服装、工业电器、塑料制品、印刷等传统产业上，工业产值中高新产品产值占比仅5%；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中小企业占99%。

　　问题在于，这是温州民间资金或者温州商人的过失吗？

　　当温州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更大范围的更为规范的市场配套措施时，却发现自己动辄得咎。没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举措，使得企业的高成本创新成为摹仿者获取利润的捷径，出口商品陷入低价竞争的怪圈，而需要商务部门提供的信息不仅多数收费，还总是姗姗来迟。

　　温州资金急需寻找出路，但温州人的投资却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当温州资金进入楼市，恰遇政策剧烈波动，温州炒房团成为现代投机者的样板；温州资金进入资源性行业不仅遭遇行业壁垒，又遇小矿山整顿，一声令下小煤矿便成片倒塌，投资资金就此石沉大海。

　　温州商人的窘境无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窘境的投射，区域性市场经济进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满足在小范围内各自为战，他们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大物流、有保障的高效金融体系，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对于产权的切实保障。如果并非商人违法而行，由政策性因素导致的损失，政府理应给予赔偿，如此才能树立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心。一个风险巨大的政策与法治环境只能培育出投机者与胸无大志的中小企业主。温州中小企业规模之所以不大，是规避商业、政策与法律风险所需，决非民企原罪。

　　温州商人本应成为新一轮市场发展的领航者，不幸的是，他们正在逆向行驶。大型企业迁出温州以寻求更高的发展平台，温州资金在各地寻找投资方向的过程中，利用政策漏洞与地方官员建立利益共同体，不顾当地的长远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狂挖滥采的现象屡禁不止。这反过来给予政策取缔的理由，由此形成一连串恶性循环，这一循环的终点就是，连温州本地的市场环境都受到质疑，并被行政权力侵蚀。

　　当此之时，政府本应为民间企业构筑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市场流通、信息沟通、法律保障各方面逐渐尽到一个守夜人的本份。温州地方政府有充足的理由在各地保障温州商人的利益，并继续完善本地的市场环境，而不是以不公平的政策强迫中小企业与国际资本联姻。